1956年秋，刘少奇想起最后一次与母亲见面的场景仍然满怀愧疚：1925年那次鲁氏赶到上海文化书社，双膝跪地哭求刘少奇回家，刘少奇泪流满面地告诉母亲，他已立下誓言为穷苦百姓寻条活路，不能半途而废。自古忠孝难两全，为了革命事业，刘少奇最终没能遵从母亲心愿回到家乡，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为了与母亲的永别。母亲走后，周氏也在同年去世。后来刘少奇和何玉珍就离开长沙，代理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之后又去广州领导省港大罢工，后来又从广州到了武汉，那时的武汉是全国革命的中心，反帝反封建斗争空前高涨，刘少奇把六哥和秉真哥也叫了过去。

1927年1月3日，英国军警越过英租界刺杀听演讲的民众，制造了“一三惨案”。惨案发生后，刘少奇安排六哥任纠察队队长，防备英国人用武力再次镇压民众，程秉真也成立了救治队进行应急救援。刘少奇在党组会议上提出他们一方面要让国民政府给受害的同胞报仇，另一方面要求收回英租界。为了配合政府向英国领事馆施压，刘少奇决定组织工人纠察队带领30万民众示威游行。

很快外交部长陈友仁向英国领事馆施压，要求惩戒凶手，对受害者予以赔偿。次日，国民政府声明会采取一切办法为人民报仇雪耻，情绪激动的民众自发上街高呼收回英租界。晚上，刘少奇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因势利导，请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他坚信只要民众压力和政府外交配合默契有章法，收回英租界是有把握的，同时要求英租界立即拆除电网、沙袋和在华军舰，赔偿死伤者损失，英政府必须向国民道歉！

刘少奇当晚带着担任纠察队队长的六哥勘察地形，让他明天带着纠察队配合三十万民众上街示威游行，一旦双方产生冲突，纠察队要控制住英租界的配电室、电网等重要据点。

第二日，在刘少奇的精心布曙下，当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将要接近英租界时，他们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游行队伍避开英租界，担心示威过火会引发武装冲突，而此时他们已经阻止不了群情激愤的民众。提前安排的一队警卫营和纠察队的工人管制了配电室，多支警卫营和纠察队工人同时翻越沙包，抢夺英军武器，游行民众趁势涌向英租界，拆除了英租界的工事，刘少奇趁机让六哥通知纠察队把所有英国租界的枪都收集了起来，民众很快将英军赶出了租界。

外交部长陈友仁乘胜追击与英国谈判，要求他们严惩凶手，声明英军离开了租界，就说明他们已经把英租界的主权归还了中国。英国威胁中国政府如若不撤退民众，将用炮舰夺回租界。面对如此情形，中方也不甘示弱，政府一次次地与英国领事馆进行谈判。

刘少奇在党会上建议搞一次专门针对英国的全国一小时总罢工以显示他们的决心和力量，警告英国。这样一方面易于工人接受。另一方面不扰乱租界秩序，不至于使帝国主义抱团联合起来对付他们。他们开会时听到了楼下纠察队在逼卖菜的商贩交钱，当前纠察队的纪律是刘少奇最担心的事。

晚上开会回来，何宝珍看出了刘少奇情绪不佳，刘少奇告诉爱人，会上同志们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二人正说话间，周恩来突然来访，刘少奇希望周恩来能把蒋先云调来做五千多工人纠察队的总队长和教官，但目前蒋先云在北阀军当团长，一时还过不来。刘少奇忧心现在的纠察队到处要钱，连小商小贩都不放过，而且私设牢房，不给钱的人就关在牢里逼供直到交出钱为止。二人正说话间，李立三等人也下楼了，他们一致认为纠察队的问题刘少奇小题大作了，强调保护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是第一要务，刘少奇沉默不语，只能保留意见 ，李立三等人建议成立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让刘少奇担任主任，以后他只操心劳资纠纷的事情就行了。周恩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刘少奇表示眼下的大事是收回英租界，除了整治纠察队，其它的他服从组织安排。

此时的何宝珍已经再次有孕，她心疼刘少奇受了委屈，但豁达的刘少奇却相信很快同志们会和他达成共识的。很快，武汉联合各行业工会发布的通电通告使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英帝国主义屠杀人民的罪行，周恩来建议广泛号召工人阶段和工人群众为收回英租界而斗争，刘少奇提议从速组织全国一小时总罢工，整顿工人纠察队，他相信在群众强大的反帝运动面前，英国一定会权衡利弊做出妥协的。

1927年2月19日，英国公使阿利马与武汉国民政府代表陈友仁签订了《中英关于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正式将汉口英租界归还中国。